返乡后收入大减 以印尼女佣为经济支柱的家庭陷入困境 !

  • 07 November 2020 Sat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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返乡后收入大减 以印尼女佣为经济支柱的家庭陷入困境

许多印尼客工(包括女佣)在疫情暴发后纷纷返乡。(安塔拉通讯社)

作者 李国豪

病疫情暴发后,新加坡边境逐步收紧,一度造成本地女佣市场供不应求,洛阳纸贵。

不过,也有部分女佣选择在疫情暴发后返乡,随即陷入收入大幅减少的困境。

今年初全球疫情开始恶化之际,印尼曾上演一波返乡潮。

根据《雅加达邮报》报道,截至今年5月18日为止,已有超过10万名客工(包括女佣)返回当地。

返乡后收入大减 以印尼女佣为经济支柱的家庭陷入困境

全球疫情恶化,许多原本在海外打拼的印尼客工纷纷返回家乡。(安塔拉通讯社)

原本在新加坡担任女佣的Arumi Marzudhy(32岁)也是上述返乡大军的一员。

她告诉亚洲新闻台,原本就有意回返印尼的她在雇主的要求下曾延长工作期限,但印尼外交部在全球疫情恶化之际,呼吁所有在海外的印尼公民回国,让她下定决心在今年3月回到位于印尼东爪哇省勿里达的家乡。

七个月过去了,尽管回国让她和丈夫及母亲享受了天伦之乐,但如今已怀孕的她却陷入了没有稳定收入的困境。

Arumi Marzudhy表示,她回国后接下她母亲售卖零食的小生意。为了帮补家用,她也在每周五及周六为村里的小孩补习英文。同时,她也和丈夫在家里售卖花卉。

不过,这些努力远远无法弥补她在新加坡工作当女佣时赚取的收入差异。

Arumi Marzudhy在新加坡工作时的月薪是1000新元,每个月大约可存下700新元,但如今她的月收入却仅有透过担任英文家教赚取的75万印尼盾(71新元),以及从家庭生意赚取的120万印尼盾(114新元)。

“所以我根本没办法存钱。”

30岁的Henik Andriani和Arumi Marzudhy有着相似的境遇。她曾在新加坡担任女佣长达三年,今年6月合约结束后便回到了在东爪哇省份的家乡。

育有一名9岁孩子的她过去在新加坡每月可以赚取600新元,这些收入足以让她返乡后可以买下一小块地和一头牛。

和Arumi Marzudhy一样,Henik Andriani和她的丈夫也在家乡做起了售卖零食的小生意,但他们的收入并不固定,从每月25万印尼盾(24新元)至300万印尼盾(283新元)不等。除了小孩,Henik Andriani还必须供养她的父母,因此这笔收入往往让他们捉襟见肘。

返乡后收入大减 以印尼女佣为经济支柱的家庭陷入困境

许多印尼女佣能在本地赚取比在印尼多上几倍的工资。(联合早报示意图)

许多印尼家庭倚靠在海外工作的亲人负担家计

在印尼这类劳动输出国,许多在海外工作的印尼人往往都是家中的经济支柱。

根据路透社报道,世界银行估计在疫情冲击下,今年的全球汇款额下滑了约20%,或1000亿美元(1424亿新元),这个降幅相当于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的四倍。

另外,根据联合国2019年的数据,全球有九分之一的人依靠国际汇款生活,汇款减少可能意味着许多家庭的生命线也被切断。

而根据印尼中央银行的数据,2019年海外印尼人共汇了114.4亿美元给国内家人,足足比2014年的83.5亿美元多了37%,显示有更多印尼家庭的柴米油盐必须倚靠在海外工作的亲人。

返乡后收入大减 以印尼女佣为经济支柱的家庭陷入困境

许多印尼家庭依赖在海外工作的亲人负担家计。(新明日报)

返乡客工无法享有政府的补助

像Arumi Marzudhy和Henik Andriani一样返乡的印尼客工也面临另一个尴尬的处境。

印尼政府早前曾针对失业人口推出总值350万印尼盾(332新元)的补助计划,以及针对月收入低于500万印尼盾(474新元)的雇员提供每月60万印尼盾(57新元),长达四个月的补助。

不过,作为从海外返乡的客工,是没有办法享有上述福利的。 印尼客工关怀组织(Migrant Care)研究中心的负责人Anis Hidayah指出,目前为止,印尼政府并没有任何针对前客工的补助政策。

“大多数回国的客工早已将大部分钱都寄回家了,所以当他们回来时几乎身无分文……他们要怎么生存?眼下印尼人都在面临失业,更遑论有新工作。”

无论如何,第一个儿子即将在12月出生的Arumi Marzudhy对未来的日子依然保持乐观,她希望印尼政府能开始正视前客工的问题。

“我们既没有退休金,也无法享有政府发放的社会补助。我们真的不介意辛苦一些,但也希望政府能给予我们一些支持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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